“新中國成立70年來，誕生一大批優秀電影作品。電影文學的不斷發展，對電影的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今天，人們對中國電影有新期待，也為中國電影文學的未來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中國作家協會影視文學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艾克拜爾·米吉提在日前召開的“70年來中國電影文學與電影”座談會上說。該座談會由中國作協影視文學委員會、中國電影文學學會、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共同主辦。

文學性在電影中的回歸與強化，有利于電影作品進一步凸顯人文價值、強化社會效益;在電影行業從“求數量”到“求質量”、從“產業黃金時代”到“創作黃金時代”的發展轉型過程中，文學的助力不可或缺。這成為與會專家的共識。

文學與電影需要緊密互動

“70年來，當我們文學和電影的關系比較緊密互動時，是一種文學和電影雙贏的狀態，當電影和文學出現疏離或者背道而馳時，我們文學和電影都會被傷害。”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主任饒曙光談到，十七年文學時期，文學和電影的關系非常密切，“那時非常幸運地碰上了夏衍這種既懂電影又懂文學的電影藝術家”，產生了如《林家鋪子》《青春之歌》《在烈火中永生》等一大批由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作品。

“我們的電影文學性、文學元素都很充沛。”中國作協影視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范詠戈指出，這種充沛的文學性為電影藝術提供養分的。“文學對電影來說屬于太祖輩的藝術，盡管是太祖輩的，但是到現在文學依然保持著對其他門類藝術闡釋的有效性，包括電影、戲劇等。”文學所示范的文以載道，在電影領域同樣適用。在當今，中國電影逐漸走向工業化時代，更應重視文學的作用。

在中國電影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尤其是2003年以后，中國電影開始注意更多地考量商業元素，在IP改編、網絡小說改編、流量元素大行其道時，很多茅盾文學獎的經典作品還沒有人進行改編。饒曙光談到，“很多網絡小說有觀眾基礎、有流量，雖然與經典文學、傳統文學有距離，但應該更科學地去認識它們，不可以妖魔化。應該探索我們能否注入一些經典文學、傳統文學的要素在IP改編當中，這對當代電影與文學都是有益的。”

范詠戈說，文學進入影視應考慮到影視先天具有的規范和功能，比如名著改編，應該注意保留精髓，“如果喪失了原來屬于文學領域的精華，但是從視聽角度卻呈現了精彩的改編，也會得到文學原著作家的認可。”去文學化、去劇本化是不對的、不明智的，創作者、研究者的著眼點應該是“下功夫研究文學進入影視的特殊的入口，正像錢鐘書說的‘各美其美，通而不同’。”

建立從影視出發的批評體系

尋找文學進入電影，為電影服務的入口，“需要一種從影視本體出發的批評體系，這是繁榮中國電影的有效嘗試。”范詠戈指出，我們過去的話語體系實際上是以文學為中心建立起來的，現在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以影視規律為中心的、清晰的、有效的、系統的批評體系。

艾克拜爾·米吉提還提到，在當代，文學和電影的邊界越來越清晰，文學元素如何有效地轉化為視聽形態，不能去文學化，但要建立一個屬于電影的視聽評價體系。

范詠戈以茅盾文學獎作品劉醒龍的小說《圣天門口》舉例，“小說的發行量很大，改編時大量保留了文學性的元素，卻遭遇收視滑鐵盧，其中就有不太考慮影視自身評價體系的原因。”

“完全拿著文學的標準來創作、評判影視，是行不通的。逐步構建一個影視評價體系任重道遠。”艾克拜爾·米吉提說。

文學基礎不可或缺

“中國電影要從高數量轉向高質量，從產業的黃金時代走向創作的黃金時代，文學基礎不可或缺。”饒曙光說。

艾克拜爾·米吉提也指出，在我們今天的電影工業中，編劇的力量應該首當其沖地得到重視。

美國的電影人在創作之初基本上都在談創意、劇本，非常重視電影的文學基礎。并會對文學劇本的創作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證與收入保障。這對于中國電影如何適應當今的電影工業化生產體系具有借鑒意義，“過去的文學勞動、編劇勞動、電影勞動更多的是一種個人的小作坊式的生產，現在需要我們更新觀念、做法和思維方式。”饒曙光說。

人物的塑造，對白的打磨，都是文學與劇本可以提供給電影的力量。讓傳統文學、經典文學中有價值的文學能夠更有效地進入到電影工業化體系中，為電影工業化體系找到它的文學基礎、找到釋放文學精華的空間，這對于在新時代推動電影和文學新型關系的建立，推動中國電影走向高峰都有重要作用。

“能夠稱為高峰的作品往往是在對人類心靈與靈魂的叩問上有它別致的、與眾不同的地方。面向未來，中國電影要出高峰的話，根本上來說還是要鞏固電影的文學、人文基礎，無論是電影還是文學作品，應該直指人類內心靈魂;在這個基礎上，把人類在生存困境中的姿態刻畫出來，無論這個姿態是奮起抗戰，還是匍匐忍耐前進，能夠把這些不同姿態中的意義刻畫出來的電影文學才有可能構筑出電影藝術的高峰。”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前院長王一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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