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江西的興國、瑞金、贛州等革命老區進行拆舊房建新房等新農村改建中，從墻洞和房梁縫隙中發現了一些紅軍長征前后藏在里面的革命文物。

我在北京聽說后連忙趕去。才到現場，第一次就在半麻袋大都被蟲蛀得像篩子一樣的舊紙中翻出兩份紅軍家書：一份是紅軍戰士梁昌順寫給母親的，信中說：“兒在外只有堅決一致的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才能保障分田勝利”。

另一份是紅軍戰士王金竹給哥哥的信，寫道：“希望你在家要拿出列寧青年的艱苦精神，來領導千百萬的勞苦群眾一同到前線來配合主力紅軍作戰，爭取五次（反）圍剿的決戰全部勝利，這是（弟）唯一希望兄要做到的事件。”

兩份家書都是寫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前夜，當他們的母親、哥哥收到信時，兩位紅軍戰士可能已踏上了長征路，也可能已經犧牲在了戰場。

如今帶著歲月的厚重煙塵擺在我的眼前的革命文物，紙張殘破、筆墨黯淡，這些似乎都微不足道，毫無遮眼，不比藏在皇室深宮“皇帝御覽”過的臣妾奏章的豪華，反而更說明戰爭環境的惡劣和歲月的艱辛，然而這兩件早期革命文物染戴著紅軍戰士的鮮血，歷經戰火與硝煙，使我的心靈卻被深深地觸動了，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在這兩封紅軍家信前肅立良久，腦中不斷回旋思考：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答案是，共產黨最了解民情、民生；共產黨當時雖遠比不上國民黨軍隊強大，武器裝備先進，但共產黨心中有百姓，胸中就自有雄兵百萬！

同時感覺到，這些都是珍貴的革命文物，無比莊嚴與神圣！接下來幾天爭分奪秒，我對這些文物進行了搶救式收藏。漸漸地，我把收藏紅色文物看作一項責任。利用節假日，我多次專程赴贛州、興國、瑞金等革命老區，訪問老紅軍、紅軍后代和老區群眾，尋找、收藏紅色文物。

經過歷史的風霜雪雨之后，保存到今天的紅色文物更是彌足珍貴，但老區人民還是熱情地將他們幾輩珍藏的文物轉讓給我，總計有千余件。這里面有老赤衛隊員細心保存的赤衛隊袖章，有老擔架隊員當年在擔架隊時的隊標，有當年姑娘、小伙兒送糧送鞋的路條、便函等等珍貴文物,老鄉們都送給了我；一位紅軍后代曾將一本《紅軍歌曲集》轉讓了出去，他聽說我要出紅色文物的合集，又幾經周折找了回來并托人送到北京。老區人民對革命歷史的重視深深地感染著我。1930年蘇維埃政府編印的《紅軍歌曲集》中，有一首《十送郎歌》，歌中唱道：“十送郎來十里亭，囑咐親郎慢慢行，革命成功回家轉，再要同妹行長情”，直白地唱出了為了革命成功，男女青年寧愿舍棄愛情的高尚情操。這是中華蘇維埃政府印發的最早成冊的歌曲集，目前僅知存此一本，真實記錄了勞苦大眾舍小家、顧大家的現實和緣由。

這一切都帶給我無盡的思索，無窮的感動。

我還收藏了國民黨高級將領吳奇偉的一本寫于追剿長征紅軍時期的日記，里面寫道，當他詢問百姓為什么不喜歡國軍，而喜歡紅軍時，得到的答案是：“紅軍到時，只打土豪，國軍到時，強買糧食，強取農具，亂砍樹木、竹林，頗惹人怨。”百姓聲音是：“我們寧愿紅軍來!”

這雖不是革命文物，但也從一個方面生動地說明，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國民黨為什么不能？中國共產黨為什么勝利？國民黨為什么失敗？不就招然若揭了！

一本本發黃的革命書刊，一幀幀質樸的黑白舊照，一份份破舊卻工整的重要文件，一張張斗志昂揚的募軍傳單，一封封感情真摯的紅軍家信，一首首激情澎湃的革命歌曲——無不讓人真切地感受到那轟轟烈烈的時代大氛圍；而那一紙蓋著紅色印章的會議通知，一道十萬火急的軍令，一頁樸素平凡的結婚證，一張充滿人情味的便條，又使人親切地觸摸到歲月的生動脈搏。翻看這些凝聚了革命前輩鮮血和生命的文物，閱讀這些充滿著崇高理想和堅定信仰的文字，我們能感到國富民強的自豪與民族復興的任重道遠；追思和遙望崢嶸歲月的豪邁氣概、英雄本色，我們必須聚集起一腔正氣，從這雄渾壯烈的歷史長河中汲取力量，繼續征程。

2007年，在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周年之際，我從收藏的兩千余件革命文物中，精心挑選出建黨前后、土地革命、紅軍長征以及到達陜北等不同時期的一批黨史軍史文物，交給了解放軍出版社，以《紅色典藏》為名，采用圖文并茂的方式匯集成書，老紅軍、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同志為本書親筆題詞：“觀紅色典藏，承革命精神”，《紅色典藏》目前已進行了第三次印刷出版。

2011年7月建黨九十周年前夕，我將收藏的革命文物2000余件，以“紅色典藏”專題陳列在中糧集團忠良博物館。

截至目前，接待賓客百萬余人。“紅色典藏”已成為弘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文出自：一個人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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