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海行動》目前票房已突破35億元，僅次于《戰狼2》，位居內地影史票房亞軍。

博納影業集團總裁于冬接受記者采訪。

本報記者 武亦彬攝

本報記者 聶寬冕

《紅海行動》自公映以來，一路逆襲，目前票房已突破35億元。上周，影片榮登今年春節檔票房冠軍，隨即又超越《美人魚》，成為內地影史票房亞軍。

出品人、博納影業總裁于冬近日在京接受媒體采訪，暢談博納多年來的主旋律電影探索之路。從挖空心思將主旋律主題裝進商業類型片的殼中，到大張旗鼓在海報上標榜自己是主旋律大片，博納走出了一條嶄新的路子。

談《紅海行動》

對“自殺式上映”仍感到后怕

于冬是《紅海行動》的第一個觀眾。2017年7月影片殺青，于冬在導演林超賢的香港辦公室里看了第一個粗剪版。“三個多小時，聲效、特效都沒有，很多地方還鋪著綠幕，但我一口水沒喝、一次廁所沒上就看完了，然后激動得無以言表。電影一放完，我就熱烈擁抱林超賢，我對他說‘你先讓我去上個廁所’，回來后我就跟他說，你這個電影成功了，肯定會超過《湄公河行動》！”

因為后期制作遲遲沒有做完，《紅海行動》先后錯過了不少好檔期，首先就是于冬最心儀的國慶檔。“正好是《湄公河行動》上映一周年，又有八天長假，我跟林超賢說死都要上國慶檔，他說死都做不完，只能放棄。”接著又錯過2017年的圣誕新年檔，最終《紅海行動》推遲到2018年的春節檔上映。

“幾乎所有人都反對，說我這是‘自殺式襲擊’。”于冬說，以往春節檔是喜劇片的天下，觀眾需要合家歡，而《紅海行動》是軍事題材。但自己不想再往后推了，因為直到2018年國慶檔之前，都不會再出現一個像春節檔一樣的長假。“我需要一個足夠長的賽道。如果只有3天假期，現在電商、互聯網的手段多，鎖場、占廳、預售這類亂象多，都會使我們前三天的排片受擠壓，就算到第四天影片口碑釋放出來了，開始逆襲，但假期也結束了。”他打了個比方，《紅海行動》是一個長跑運動員，要跑的不是100米沖刺短跑，一定比他們有耐力，“這也是我說服廣電總局讓我冒險的理由。”

不過，如今回望上映首日10%的排片占比，于冬還是感到有些后怕。“這么有口碑的一部電影，要是因為選錯檔期而被埋沒，將會直接導致我跟林超賢斷交，從此市場上也會多一個笑話：于老板搞‘自殺式上映’。”他開玩笑地說。

談主旋律探索

從怕提主旋律到大張旗鼓宣傳

《紅海行動》的巨大成功，給博納的主旋律片單上增添了最亮眼的一筆。這些年，于冬帶著博納在此前少有民營公司問津的主旋律電影領域，生生辟出一片藍海。甚至有人說，于冬創造了一種新的類型，叫做“博納主旋律類型大片”。

“這個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拍《十月圍城》的時候。”于冬認為，《十月圍城》類型上雖然還是一部動作片，但已經套入保護偉人的主題。“放到印度可以保護甘地，放到美國可以保護林肯，放到清末民初可以保護孫中山，這個主題為電影賦予了舍生取義的靈魂，和舍小家保大家的基調。它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打斗片，最后觀眾會被這些小人物的犧牲感動，這也是美國主旋律電影最常用的手法。”

在這樣一個拍片思路的引領下，于冬之后請來徐克拍出了3D版《智取威虎山》。該片無論口碑還是票房，都比《十月圍城》更加成功，用于冬的話說，“過去的主旋律電影跟今天年輕人似乎中間隔了一道墻，我們試著用《智取威虎山》把這道墻拆除。”

因為這兩部影片的成功，從《湄公河行動》開始，于冬有意識地把主旋律基調加強。“以前我們宣傳的時候都怕說主旋律，但這一次我們大張旗鼓地宣傳就是拍中國警察，海報上都是‘熱血報國’這種口號，這是一種文化自信。”他說，《紅海行動》更是從一開始就向觀眾傳遞信息：這是關于中國強軍夢的大片。

談市場風向

IP電影退燒，好制作會取勝

如今，《紅海行動》與《戰狼2》包攬了內地影史票房前兩名，讓主旋律軍事題材成為中國最賣座的電影類型。但就在不到兩年前，中國的電影市場上還充斥著大IP與流量明星，票房排行榜的前幾名也大多是合家歡喜劇。

對于這種類型上的轉變，于冬表示歡迎。他回憶，2014年到2015年，在互聯網產業模式的推動下，誕生了一大批IP電影，也使2015年的票房從前一年的不到300億元猛增至440億元。“那段時間博納比較沉寂，其實我們發行也不錯，但很多互聯網公司，像某視網張口閉口自己已經進入3.0時代，稱博納還是1.0。”于冬說。

然而，大IP加流量明星的模式在2016年迅速退燒。博納卻在當年國慶檔拿出打磨已久的《湄公河行動》，取得該檔期最佳口碑及12億元票房。于冬介紹，那年國慶節后，電影局在長春召開了一個名叫“中國電影新力量”的論壇，并達成了幾條“長春共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質量是電影的生命線，未來增長要靠電影質量。所以這兩年資本在離場，電商們開始賣別的產品，比如服務器，留下來的還是傳統電影公司這些投資者、制片人。”

“長春共識”之后，2017年中國電影開始在影片制作上下功夫。“你會發現三五天拍的那些流量IP電影不好使了，反而是兩三年前制作的電影開始發力，包括《湄公河行動》、陳凱歌的《妖貓傳》，還有今年暑期檔姜文、張藝謀、寧浩的電影。”于冬說。

作為傳統電影公司，博納也無可避免地與互聯網資本發生了聯系。2014年于冬曾在上海電影節上稱“電影公司都是在為BAT（百度、阿里、騰訊）打工”，三年后，騰訊與阿里都成了博納影業的股東。對此于冬并不排斥，“這些互聯網巨頭有助于中國電影走向全球。”比如此次《紅海行動》選擇與淘票票進行合作，正是因為他看中了對方在宣發數據上的能力，以及阿里大文娛的生態鏈，“我們需要淘票票幫我們預售、推廣，也需要優酷這樣的視頻網站來幫我們的電影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傳播，擴大市場影響力。而博納要做的就是在我們年富力強的這十年中不斷生產好的電影。”

談行業未來

十年內中國電影趕超好萊塢

1971年出生的于冬，從1999年創辦博納影業前身開始，幾乎伴隨著中國電影走過了迄今為止的整個市場化進程。“中國電影的產業化改革比中國經濟改革滯后了二十多年，真正開始是在2001年，直到今天歷時16年，讓中國電影從票房不到10億元，躍升到去年的559億元，世界矚目。”于冬笑言，這16年間，自己擔任出品人的影片超過270部，算是民營企業的第一名。

而在2016年，上海電影節舉行過一場論壇，名為“票房即將超過美國，成為‘老大’還差幾件事？”孰料之后中國電影市場卻戲劇性地遇到了增長停滯。不過，于冬認為如今可以再提這個話題，“我在長江商學院的博士畢業論文就是這個題目：中國電影有沒有可能超越好萊塢？”

他認為，未來十年將是中國電影超越好萊塢的最佳時機。“為什么呢？因為你會發現好萊塢已經沒有老板了，背后是一批經理人和銀行家，一賠錢就下課，再換一個人來。職業經理人掌管著電影公司方向，他們不肯冒險，不肯犯錯，最保險的辦法就是拍續集。”于冬笑道，“但中國電影公司的創始人還在一線，華誼兄弟的王中磊和王中軍、光線傳媒的王長田、華策的趙依芳，包括我都在創作一線，指引著產品的方向。我們這些人也都是有理想的，愿意支持導演們的想法。”

于冬還感慨，改革開放四十年，這一代人的創業值得書寫，尤其是沖破體制的一代民營企業家，但中國電影還缺少這樣的故事和形象，目前只有一部《中國合伙人》講述新東方的俞敏洪。他說，其實很多人的創業故事都很感人，“比如，劉強東就跟我講過他的故事，當年他從宿遷來北京，揣著50個雞蛋，覺得自己吃完這50個雞蛋就要回老家了。這些是很好的題材，應該用電影敘事進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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