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在第23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發表了題為《碳中和、5G與中國經濟增長邏輯》的主題演講。

劉俏表示，改革開放進入第四個十年，中國已大致完成了工業化進程。為應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需要尋找經濟增長新動能，需要數量巨大的、對基礎核心行業的投融資。

劉俏表示，目前主要圍繞五個領域來尋找新動能的轉換：“再工業化”(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新基建”(再工業化所需的基礎設施)、大國工業、碳中和，以及更徹底的改革開放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他認為，這些領域結合在一起將使中國處在一個比較獨特的位置——有可能在完成工業化進程后，仍然保持比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劉俏指出，能源使用方式、人與人直接的交互方式，這是文明形態的特征，對應現在正在推進的“碳中和”、“5G/6G”，都是基礎核心行業的節點領域。研究顯示，未來30年“碳中和”需要255萬億投資，而2021-2030年間5G可帶來的新增GDP將達到31.21萬億。

基于對重點領域課題的研究和分析，劉俏表示，無論是碳中和，還是5G/6G的行業導入，都需要大量的投融資，未來整個宏觀經濟政策制定邏輯，可能都需要隨著新發展階段的到來而進行一些調整。

劉俏指出，傳統的投資率、杠桿率衡量以GDP為錨，過高估計了投資率和金融風險爆發的可能，這或許可能導致政策制定者在面臨不利經濟狀況的時候采取過度謹慎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政策失當往往增加危機爆發的風險。

劉俏表示，整體價值比較大的國家，積極財政和貨幣政策空間比較大，而當采用積極的政策回應時，往往能夠避免金融危機的爆發。

“這一發現挑戰了經典經濟學關于金融危機成因的理論，例如Kindleberger-Minsky理論，他們認為過高的債務率及隨之而來的債務泡沫破滅是導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而我們的研究顯示這一結論對整體價值大、政策空間足、投資機會多的國家并不適用。”劉俏稱。

基于研究，劉俏提出，宏觀政策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一個基于廣義價值而非GDP的政策體系：

第一、我國目前仍需要大量投資，在產業變革過程中大量的關鍵領域、節點行業需要數量巨大的投資。如何構建新的投、融資體系是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經濟政策體系需要直面的第一性問題。

第二、應將宏觀政策錨定為我國的整體價值(CV)而非GDP。這將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積極實施提供更為開闊的空間，這在目前經濟結構劇烈轉變、新舊動能交替的大背景下極為重要。

第三、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需要更高水平的結合，宏觀政策產生積極效果的前提是高水平的投資資本收益率，需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對于政策措施，劉俏建議，可以采用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中有進的貨幣政策。同時規范投資，強化市場化資源配置，新增資金投入關鍵領域和節點行業，包括雙碳目標、中小企業扶持、共同富裕、新基建(5G/6G、地空天通信網絡)、生育福利、基礎研發、美麗鄉村、人力資本投資、新型城市化和公共服務體系等。

“這些領域都是未來構建新發展模式、構建新文明形態所需要投資的基礎核心行業和領域，要從宏觀政策的角度做相應的底層邏輯和構想的調整。”劉俏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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