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 中新社記者 張云 攝

過去40年，金融業發展支撐了中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站在新起點，未來金融改革向何方?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在國際金融論壇第15屆全球年會上指出，過去金融機構改革取得的成績是顯著的，今天金融業仍然面臨法人治理的變革，其中關鍵是“預算軟約束”和“道德風險”問題。

陸磊強調，價格只對真正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發揮作用。時至今日，人們依然能夠看到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產生問題或發生風險最終由政府“買單”。

在陸磊看來，金融機構改革是金融改革的基礎，除此之外開放是金融改革的一個必要條件。開放的基本含義包括，一是引進規則，二是引進制度，三是引進競爭。

就規則而言，整個金融改革是按照市場規則和經濟規律，逐步引進并建立符合中國國情又體現市場原則的法律體系、制度規則、計量標準和實踐準則。有了這樣一套規則體系，改革進程才更加規范。

就制度而言，指的是產權和治理。事實證明，如果不轉變公司治理結構和經營機制，銀行不可能辦成真正的商業銀行。

就競爭而言，指的是以開放促改革。如果把金融的子行業、子機構領域進行區分，可以發現開放程度越高、競爭程度越高的領域越繁榮。

當前，“金融資源配置問題”仍然是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原因之一。對此，陸磊認為，金融資源錯配實際是“金融資源配置主體”和“渠道是否進一步優化”的問題。

對于前者，陸磊指出，過去40年的改革經驗表明，雖然貨幣是總閘門，但貨幣當局并不是金融資源的直接配置者。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央銀行被賦予了過多職能。

對于后者，陸磊認為，杠桿率是風險的總源頭，解決杠桿問題更多從金融機構的資本約束出發，而不是從總資本出發。中國金融改革缺乏真正的金融資源配置形式，降低杠桿率與提高服務實體經濟必須依靠發展直接融資和股權融資機構。

“一方面我們看到要降低杠桿率，另一方面要服務實體經濟，如果依靠以銀行為主導的間接融資體系，恐怕這兩個目標很難兼顧。”陸磊說。

他總結道：“高效率的金融資源配置是檢驗一個經濟體能否走向現代化、中高端的標準。我想這就是金融是現代經濟核心的基本含義。這也意味著金融改革包括金融機構改革是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

以下是陸磊演講實錄：

我今天談一談，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金融機構體系。大家知道金融機構僅僅是金融改革的一部分內容，它并不是全部核心內容，我的很多觀點難免有錯誤、遺漏和偏頗，請大家多多指正。

我理解金融的核心作用主要通過兩條渠道體現。一條是宏觀渠道，主要體現在需求端，貨幣、信貸、外匯政策毫無疑問會對經濟增長、物價等產生影響。第二是微觀渠道，金融市場配置金融資源我稱之為供給側。改革的復雜性往往體現于必須在需求和供給兩條線上發力，因此40年金融改革開放一言難盡、非常復雜，同時也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到貨幣調控體系改革、外匯管理體系改革、金融市場制度設計、金融機構改革以及金融業開放。

我結合自身的工作體會談一個問題。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金融，它自身是否存在一個內核?這個內核的演變遵循什么邏輯，我們有什么經驗和教訓?

三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金融機構體系是金融改革的基礎性內容。

提到金融改革，本能就會想到金融機構，這個金融機構在做什么、是否安全。上世紀80年代中國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就存在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爭論，我今天提出金融機構是全部金融改革的基礎性內容一定會引起分歧。為什么這樣說?我思考這個問題的動因在于我們發現今天金融體系還存在重要的差異性。

中國金融體系和美國相比一樣嗎?日本金融體系和印度一樣嗎?肯定不一樣。我們還發現各國都有類似的貨幣當局，比如都有貨幣市場、外匯市場、資本市場、功能趨于一致的金融工具和產品。我們看到這些層面上大家是雷同的，說它不一樣是因為微觀主體導致了它的差異，也就是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的差異來自于體制差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序幕，1979年中國恢復分設農行、中行、建行，逐步建立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其他各類金融機構。1984年隨著人民銀行和工商銀行分家，人民銀行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1987年明確金融體制改革的市場化方向，推動金融機構深化內部改革、經營機制朝著商業化經營目標邁進。1993年11月提出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要求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同年12月提出，建立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建立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離，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建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管理的金融市場體系。

今天中國的金融業仍然面臨法人治理變革，其中的關鍵還是“預算軟約束”和“道德風險”問題。時至今日，我們的金融機構敢說自己的約束是完全硬化的嗎?為什么會出現資產擴張以后仍然要不停補充資本金?我稱之為預算軟約束，這跟改革早期的預算軟約束的內核是一樣的。我們經常發現一些具有系統重要性大機構，產生問題后需要政府、監管部門和央行來替其承擔。

回顧一下改革早期放、亂、收、死的惡性循環在當前金融創新、綜合跨界經營和資本補充等領域仍然一定程度。只是在現代金融市場環境下，上述現象更多體現在如何管理系統風險，本質仍然是“新瓶子里的舊酒”。因此，這一領域的改革任務仍然十分艱巨。金融機構的現狀或者說運行特征決定了上述改革的難度。

為什么這么說?1993年中國提出了利率市場化改革構想，1996年開始放開同業拆借利率，2000年開始先大額后小額、先外幣后本幣的思路全面推進改革。我們要問一個問題，這樣的改革效果何在?我們發現價格只對真正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才能完全發揮資源配置的引導作用。問題是金融機構的行為往往具有不完美性質，利差要能夠覆蓋風險，否則就一定會導致資金的內部循環。簡單來說就是，金融機構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基本策略一定是凈收益能夠覆蓋風險。如果做不到，它就會發展更多同業業務。這就是為什么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在經濟下行期會是關鍵問題，而在上行期往往不會成為一個問題。因為上行周期經濟好有收益，但在下行期就會成為問題。我們的風險演化為一方面貨幣傳導機制因風險溢價而效果不好，第二是金融機構順周期制造泡沫現象在很多領域會出現。

第二個觀點，金融改革的必要條件是開放。

除了金融機構改革，開放是金融改革的另一必要條件。改革有時候會缺乏內生動力，需要通過開放倒逼改革。開放的基本含義：一是引進規則，二是引進制度，三是引進競爭。

總體看整個金融改革過程還是按照市場規則和經濟規律，逐步引進并建立符合中國國情又體現市場原則的法律體系、制度規則、計量標準和實踐準則。有了這樣一套規則體系，改革進程才更加規范。

從商業銀行看，自身消化不良貸款能力較低導致不良貸款快速累積，我們通過實施《巴塞爾協議》保證商業銀行擁有較大空間應對金融風險，資本金多少決定了銀行的實力，不僅可以保證銀行金融活動正常運行，還可以維護存款人的正當權益。

國際上發生過多起商業銀行經營過程中由于資本金不足且承擔過高金融風險導致資不抵債，最終使廣大存款人受害的案例，這就需要自我約束，而資本充足率正是這樣一種約束。我們對于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的經營約束比其他行業要嚴格得多。這是前面所說的“規則”，我們曾經在八九十年代面臨過從來不知道的不良貸款或者不良資產的問題，我們把國際規則拿來用再本土化就可以了。

第二個含義是制度，制度所指的是產權和治理。可以看到，本世紀初葉中資銀行引進了境外機構投資者推動銀行業的改革，建行、中行、交行在改革過程中引進境外投資者并成功上市，是中國金融業改革與開放相互促進的成功案例。國有銀行改革經歷艱難的探索，先是辦成專業銀行，然后成立政策性銀行，把政策性業務剝離給政策性銀行，把國有銀行辦成真正的商業銀行。

事實證明，如果不轉變公司治理結構和經營機制，銀行不可能辦成真正的商業銀行。從2004年開始的改革再次剝離的不良資產合計超過1萬億，大家現在可以看得到的績效、撥備覆蓋率有多高、資本充足率多高、不良貸款率多低，1.7%左右的不良貸款率，經過這么多輪我們的改革成效是顯著的。1994年我們頒布了第一部規范外資銀行在華設立機構的規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這是金融行業引進競爭的開始。我認為保險業是最佳實踐，該行業開放力度更大，比其他金融行業提早2年全面對外開放。中國根據加入WTO承諾，進一步取消外資保險機構公司設立的地域限制。2005年年底中國取消法定分保政策。說這個案例什么意思?如果把金融的子行業、子機構領域進行區分的話，可以發現開放程度越高、競爭程度越高的領域越繁榮。

第三個觀點，金融機構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問題。

金融改革表面是防控系統性風險，實際是金融資源配置主體和渠道是否進一步優化的問題，就是誰來配置金融資源，誰來保證有效且適度風險。來自40的改革經驗或許可供未來金融改革設計做參考。

第一貨幣是總閘門，但貨幣當局不是金融資源的直接配置者。這是自1979年以來改革被反復證明的真理。但是，我們實際上很容易在經濟運行過程當中，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賦予中央銀行過多職能。

第二點，杠桿率是風險的總源頭，解決杠桿問題應該從機構的資本約束出發，而不是從總資本出發。中國金融改革缺乏真正的金融資源配置形式，降低杠桿率與提高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必須依靠發展直接融資和股權投資機構。一方面我們看到要降低杠桿率，另一方面要服務實體經濟，如果依靠間接融資以銀行為主導的體系，恐怕這兩個目標很難兼顧。

在金融市場高度關聯的今天，我們試圖建立更為規范的制度。高效率的金融資源配置是檢驗一個經濟體是否能夠走向現代化中高端的標準，我想這就是金融是現代經濟核心的基本含義，同時也意味著金融改革包括金融機構的改革是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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