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相關報告稱企業反賄賂合規意識整體偏低 專家建議 刑事立法引入企業合規制度

“一方面，我國企業反賄賂合規體系已初步具備一定的組織、制度及機制基礎；另一方面，我國企業反賄賂合規意識與能力整體偏低，企業合規的有效性亟待改革和提高。”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北京企業法律風險防控研究會主辦的第九屆企業刑事合規高端論壇在線上舉行。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主任張遠煌發布《中國反賄賂合規調查報告》。

如何依法構建我國的企業反賄賂刑事合規制度，壓實企業反腐敗社會責任？在論壇上，與會專家達成的共識是：在刑事立法中引入企業合規制度。

“總體來看，當前我國企業禮品贈送、商務招待規范化管理程度不高，折射出企業對商業賄賂的容忍度較高。”《調查報告》稱。

一組數據支撐該結論：在被問及企業的禮品招待政策時，有61.8%的受訪者所在企業允許禮品贈送和商務招待。

具體看，29.6%的受訪者所在企業“有禮品招待的相關規定，且需事前審批”；15.6%的受訪者所在企業“有禮品招待的相關規定，但不需事前審批”；16.6%的受訪者所在企業“沒有宴請及禮品贈送的相關規定，但允許員工這么做”。

這意味著，只有38.2%的受訪者所在企業“不允許任何規格的宴請或禮品贈送”。

《調查報告》給出的進一步數據分析顯示，選項為“企業有禮品招待規定，且需事前審批”的占比，國企受訪者為36.3%，民企受訪者為26.3%。選項為“企業沒有宴請及禮品贈送規定”或“允許員工這么做”的占比，國企受訪者為4%，民企受訪者為23.1%。

與會專家認為，禮品招待政策是企業反賄賂合規管理的重要內容，最能體現我國企業合規建設方面的缺陷和短板，也最受社會關注。

企業禮品招待政策僅是《調查報告》用于測量我國企業反賄賂合規體系建設現狀的維度之一，其他維度還包括企業合規機構設置、《反腐員工手冊》及合規培訓、利益沖突規則、賄賂舉報渠道、反賄賂內部調查。

據了解，《調查報告》依托于張遠煌擔任負責人的國家重點研究計劃項目“職務犯罪智能評估、預防關鍵技術研究”，在組建調查研究團隊的基礎上，借助專業的調查公司，歷時近兩年完成。

調查團隊基于上述7個維度，對171家分布于不同行業、不同地域的大、中、小企業中的5178名企業管理者進行了實地調查，對我國企業反賄賂合規體系建設現狀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可視化測量，系統地揭示我國企業合規建設方面的缺陷和短板。

《調查報告》稱，我國企業反賄賂合規體系已初步具備一定的組織、制度及機制基礎。

調查數據顯示，73.1%的受訪者所在企業設有負責反賄賂合規相關工作的部門，例如含法務部、紀檢監察機構等，76.3%的受訪者所在企業“發放過反腐員工手冊”或“有相關的規章制度”，70.1%的受訪者所在企業“設有舉報渠道”，66.4%的受訪者所在企業“設立了反賄賂調查機構”。

但另一方面，我國企業反賄賂合規體系的整體水平仍然較低。調查數據顯示，只有31.8%的受訪者所在企業“發放過反腐員工手冊”且“組織過相關培訓、教育”，高達48%的受訪者“沒聽說過有禮品申報之類的規定”，只有14.9%的受訪者所在企業“設有舉報渠道，而且有人遭到舉報過”，只有26.5%的受訪者所在企業“設立了反賄賂調查機構”且“開展過內部調查”。

研究項目組認為，根據調查數據可以看出，無論是組織機構設置、內部制度建設方面，還是合規體系實際運行效果方面，我國企業反賄賂合規意識與能力整體偏低，企業合規的有效性亟待改革和提高。

根據調查數據，對于企業人員基于企業利益向官員行賄的行為，只有43.1%的受訪者表示“會舉報”；對于向企業索要好處的官員，也只有45%的受訪者表示“會舉報”。

“我國企業管理人員對賄賂及其關聯行為的容忍度普遍較高，對賄賂的舉報積極性普遍較低，反賄賂合規的正向企業文化氛圍遠未達成。”研究項目組稱。

此外，調查數據顯示，與舉報意愿的數據狀況類似，只有41.2%的受訪者表示企業會主動查處基于企業利益行賄的員工；72.4%的受訪者表示“沒聽說過有誰因為行賄遭到內部調查”；67.8%的受訪者表示“沒聽說過有誰因為受賄遭到過內部調查”。

在研究項目組看來，這說明企業主動查處員工行賄的可能性不大，企業及相關國家機關查處賄賂行為的實際力度或者說影響效果較為有限，我國企業反賄賂合規的實際水平還未達到國家反腐斗爭的總體要求。

2020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在6家基層檢察院啟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2022年4月，在兩年改革試點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檢察機關全面推進涉案企業合規改革。

如何依法構建我國的企業反賄賂刑事合規制度，壓實企業反腐敗社會責任？在論壇上，與會專家達成共識，在刑事立法中引入企業合規制度，推進企業反賄賂內控機制建設，形成“國家-企業”合作反腐新型治理格局。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所長謝鵬程認為，目前，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研究的重點，已從現行法律框架下的規則建設和經驗積累，轉向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即從司法研究轉向了立法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奮飛建議，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需要對刑事訴訟法、刑法等法律進行及時修改，將企業合規建設的制度創新和成功做法加以固定，這樣可以有法有據地提升企業合規建設的司法推動力。

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劉計劃的觀點是，在相關立法理論準備并未完成的情況下，應充分運用刑事訴訟法現有的不起訴制度，助力企業治理。同時，推動企業刑事合規的程序立法，必須一體考慮實體和程序的關系、企業刑事合規與企業治理的關系，企業刑事合規的程序立法必須和實體法修改緊密結合。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周振杰從企業合規角度建議，對單位犯罪的規制應堅持二元責任論，這樣在解決重罪問題時，可以利用二元責任論進行差異化處理，分別對企業進行合規處理，對自然人進行處罰。

“企業合規建設沒有一成不變的套路，只有扎根中國大地，把企業犯罪治理、企業合規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深刻把握企業刑事合規獨特的運行邏輯和規律，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才能夠把藍圖變為美好的現實。”北京企業法律風險防控研究會副會長彭新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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