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日，四川攀枝花首個“二孩”家庭成功申請到育兒補貼金。按照該市政策，二、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可領500元補貼金，直至孩子3歲。這也是全國首個發放育兒補貼金的城市。

實際上，去年下半年以來，多個省份在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過程中提出建立育兒補助相關制度。

從各地支持生育的政策來看，目前總體是延長產假、生育假等生育相關假期，夫妻雙方享受育兒假，發放生育津貼或補貼金，參保女職工生育三孩的費用納入生育保險待遇支付范圍等。

目前的這些支持政策是否足夠？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生育支持政策？

國際上看，生育津貼并非生育支持政策的主要方面

“在那些較早試行生育津貼政策的地區，農村地區收入較低的群體，申領的積極性非常高，目前大部分地區的生育津貼是針對有三歲以下子女的家庭，在提倡優生優育的背景下，如果困難家庭因為這些政策選擇多育，倘若未來孩子成長的保障和支持沒跟上的話，實際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問題。”中國人口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史毅對澎湃新聞記者說道。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張耀軍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指出，真金白銀直接給錢，對于大部分地區，財政會面臨壓力，給的少又會不起作用。在嬰兒照護方面，將資金支持轉化為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可能比專門給錢好得多。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對于當前的低生育率而言，過高的生育成本會影響人們的生育意愿，因此生育補貼和生育成本的相對關系，會對政策效果產生不同影響。例如，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相對于較高的生育、撫育和教育成本，生育補貼的作用其實微乎其微，對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激勵作用會比較有限，而對一些貧困地區，民眾的基本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生育撫育和教育的家庭投入相對比較低，實施生育補貼政策，確實可能更容易對民眾生育意愿產生調節性的效果。

史毅表示，從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來說，如果借鑒國外經驗，津貼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個方面。另外還有關于生育的假期、性別平等的責任共擔，服務保障等方面的支持，目前很多地方也在開始實施。

優化托育機構支持政策，破解雙職工的“帶娃焦慮”

緩解雙職工的“帶娃焦慮”也是生育支持政策的應有之義。

“據我們的調查，大概有1/3的家庭有托育的需求，還有2/3的家庭愿意自己或祖輩照料嬰孩，在這1/3的家庭里，入托率近兩年大約在5.5%-7%。這與有需求的家庭相比，入托率還是低的。”史毅表示。

據史毅調研發現，市場出現了很多托育機構，但部分托位空置的現象也較為普遍，原因之一是價格高。相對來說普惠性的托育機構、公辦的托育機構，則由于品牌、質量、安全性、價格的原因，家庭較為信任，往往供不應求。

在史毅看來，普惠性托育機構較少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普惠性的支持政策單一。目前，每一個新增的托位，有關部門會給普惠性托育機構1萬元的補貼，但運營過程中沒有補貼。而一旦成為普惠性托育機構，價格就要接受當地政府指導價，不能超過最高限制。

“很多機構申辦普惠托育，發現不劃算，尤其北京、深圳等超大城市。”史毅表示，因此，雖然政策火熱，但由于權利和義務的不對等，托育機構的響應不積極，使得普惠性的托育機構發展緩慢，無法滿足普惠托育的市場需求。

史毅建議，可以參照普惠性的學前教育，根據普惠性托育機構招收孩子的情況，提供每個月的運營補貼，這樣才能夠真正把價格降下來，才會有更多的人選擇服務。

對于那2/3愿意通過家庭的方式來提供嬰幼兒照護的家庭，也要考慮提供一些支持。

史毅舉例稱，比如隨遷流動的老人存在一個特別基本的需求——慢病管理，包括慢病門診和住院費用的異地結算問題，如果在政策上能夠推動實現異地同等醫保待遇的話，不管是對于老人、家庭還是積極的生育支持政策，都是好事。

據史毅對十多個城市的估算，一位老人如果從家鄉到大城市去幫助孩子照顧孫子輩，報銷的起付線大約上升20%，報銷的比例下降約20%。

“在低生育水平的背景下，未來各個城市可能會面臨勞動力競爭，屬地的政府就必須要接受勞動力所關聯的家庭成員的問題。”史毅說。

生育支持政策的相關資金如何提供更合理

任遠表示，目前來看，國家對于家庭生育提供服務和支持的公共財政投入是不足的，如果民眾覺得生育貴、生育難，說明對生育撫育和教育的公共投入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

“從全世界來看，只要經濟發展水平在提高，生育率最后都會有所下降。現在很難通過財政部門一個部門花錢，就把生育率提高。”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金融發展研究所副所長鐘輝勇對澎湃新聞記者坦言，因此，不是給生育率設定一個目標，而是在生育率下滑的情況下，盡可能的減緩大家生育的壓力。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下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錢該從何來？

“從國家的角度，需要綜合分析后進行權衡。”鐘輝勇說，類似勞動力家庭成員社會保障問題，地方政府可以承擔屬地的責任，其他的可能大部分需要從中央政府提供這些財政支持。

鐘輝勇指出，一方面是因為地方財政壓力較大，中央財力比地方財力強，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人口的流動就業是全國范圍內的流動，從這個層面考慮的話，中央可以承擔更多責任。

鐘輝勇強調，不應當是通過增發貨幣的方式融資。中央財政允許的情況下，可以不必融資，通過中央財政的層面來出錢。有缺口的的情況下，可以通過發行與支持生育有關的特殊國債，去市場融資，目的就是專門用于支持生育。

育兒責任需要男女共擔，不宜將生育政策泛化

生育支持政策背后的邏輯也很重要。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張立龍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通過比較不同發達國家的家庭支持政策及其政策效果可以看出，并非簡單實行慷慨的產假、育兒假就能提高生育水平，政策制定背后的邏輯更為重要。以德國為例，德國女性的產假、育兒假是慷慨的，但其生育率卻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原因在于德國強調兒童照料責任由家庭承擔，家庭政策旨在支持家庭特別是家庭中的女性承擔兒童照料的責任，這一政策背后體現了育兒責任承擔在家庭內部的性別不平等。

“也就是說，女性的產假越長，承擔的育兒責任越多，對其職業發展越不利，這反而降低了其生育意愿。”張立龍表示，近年來，德國的政策思路也朝著婦女兒童友好型在努力，我們還是需要在整個社會倡導育兒責任承擔上的性別平等，即育兒責任需要男性與女性共同承擔。

張耀軍表示，在國家的大方針下，充分發揮民間的智慧，調動積極性，有一些辦法可以及時去研究總結，進行試點推廣，但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和規律。他認為，高速城鎮化的過程中，高房價高消費帶來的不敢生，在未來是有可能伴隨著全民共同的收入提高、福利的改善、公共服務的改善等多個渠道形成的良好條件，讓大家生得起還能養得好的。

任遠則提醒，雖然需要加強公共財政和公共政策來支持和服務生育，但是不需要將所有的托育托幼，乃至教育政策、住房政策都扯上生育政策。這些對生育撫育和教育提供扶助支持的政策確實是對生育的配套政策，但是這些政策本身并不是生育政策。教育政策有教育政策的目標，托育托幼政策有托育托幼政策的目標，住房政策有住房政策的目標。發展托育托幼的根本目的，是降低家庭負擔、提高女性的發展，以及通過健康教育的投入培養未來的高質量的人力資源；降低房價是為了提高人民的居住滿意度和承受力，這都不能說是為了生育。將生育政策泛化，什么政策都是為了生育，這本身是政策錯位。

關鍵詞： 生育 政策 支持 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