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前沿性問題引發熱議

企業“走出去”亟待解決多重安保難題

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不斷加大，法律風險和安全風險日益突出，如何通過深度研究國際政策、熟悉當地法律法規和宗教習俗，儲備海外安保戰略人才，構建與國際接軌、符合中國特色的海外利益保護體系，成為維護境外中資企業和中國公民安全，推動投資安全和所在國產業園安全雙贏，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大課題。

《法制日報》記者在12月27日舉行的中國境外合作產業園區安保服務智庫論壇上了解到，隨著中國境外合作產業園區承載中國海外利益功能定位日益加強，將境外園區建設成為我國對外經濟合作示范區和中外安全合作示范區的要求日益迫切，對前沿性、探討性課題乃至空白性問題亟待加強研究，盡快在各個層面突破，才能與“走出去”步伐相銜接。

投資與安全問題亟待智力支持

截至2018年9月，我國企業在46個國家在建初具規模的境外園區113家，累計投資366.3億美元，入區企業4663家，境外園區成為國內產業向境外轉移延伸的產業集群載體，匯聚了大量中國企業、人員、產業和資本。

但境外園區容易受到所在國家政局動亂、對華政策重大調整、暴力恐怖事件、自然災害和公共衛生事件等突發事件影響。

建設境外合作產業園區是我國企業參與國際分工、規避貿易摩擦和實現全球產業布局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國促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贏的重要平臺。“要深刻認識境外合作產業園區安保服務的重要性緊迫性，提高園區安全保障和應對風險能力。”公安部國際合作局副局長胡彬郴在論壇上說，應以問題為導向，創新構建高效的“一帶一路”安保體系，打造國際執法安全合作新模式。

“中國保安服務企業與世界頂級保安服務標準相比還有差距。”中國保安協會第一副會長劉紹武說，海外利益安保工作風險性大、敏感性強，需要科研、智庫機構共同加強研究、破解各種難題。

“要為構建‘一帶一路’國際安全合作平臺和機制，提供高質量的智力支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國強說，改革開放再出發，需要破解“走出去”過程中的法律和文化差異、安全治安問題，建立戰略、政策、立法、執法、司法、技術等有效協調和支持的國際平臺，建立多層次多主體的國際合作機制。

“一定要發揮安保公司、保險公司在其中的作用，并注重境外園區安保與當地群眾的民心融合相通工作，并履行聯合國契約責任，發揮安保的積極責任而不是消極責任。”李國強說。

“恐怖襲擊已成為我國企業海外投資興業面臨的最大、最現實安全風險。”公安部治安局原副局長馬維亞在論壇上說，沿線64個國家有22個國家失業率高，刑事犯罪風險和治安問題風險也很突出，企業還存在內部管理、勞資糾紛等內部穩定風險。

“與國內經濟開發區的投資合作模式不同，境外園區開發主體是中資企業，很多還是民營企業，面對嚴峻安全形勢，單靠投資企業一己之力很難應對。”江蘇警官學院院長、公安部現代警務改革研究所所長張蘭青認為，國家有關部門、園區投資企業主管部門以及地方政府都要充分認清境外園區面臨安全形勢的特殊性、復雜性，高度重視境外園區安保服務工作，健全國家、地區間磋商機制，推動駐在國在安全保障方面給予相應支持。

“走出去”需要化解多重安保難題

胡彬郴介紹，目前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等5國5地與江蘇等5省建立了對口安保合作機制，針對園區和基礎設施建立信息共享機制、開展聯合巡邏、派遣警務顧問等方式加強安保合作，加強警用技術合作、人員培訓，推動了一批有實力、信譽好的安保企業采取合資合作等模式走出去。

江蘇省保安協會會長秦軍介紹，江蘇境外投資數量和規模增長迅猛，僅2018年1月至11月就新增境外投資項目724個，中方協議投資額85.9億美元，海外投資企業與人員的安全保護需求遞增，保安企業“走出去”的需求日益迫切。

“雖然有的國家對中國保安企業進入存在法律壁壘或保護性政策，還有一些境外企業對中國保安企業海外安防能力尚存疑慮，但中國保安服務海外安防市場潛力巨大、前景廣闊，尤其是越來越多中資企業希望由中國保安公司提供安保服務。”秦軍介紹。

據介紹，目前我國在海(境)外開展業務的保安企業有20多家，多通過合資、收購、合作或成立安全咨詢公司等方式進入當地市場，為境外企業提供安全培訓、隨身護衛、營地安保、技術防范、海上護航等服務，在維護海外利益安全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外向型經濟發達的蘇州市，“走出去”戰略帶動了海外投資規模迅速擴大。蘇州市公安局副局長謝罡介紹，蘇州累計實際在冊境外投資項目1675個，中方協議投資額228億美元，遍布全球9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累計在“一帶一路”沿線36個國家投資項目363個，中方協議投資額58.8億美元。

“由江蘇永元投資有限公司投資興建的埃塞俄比亞東方工業園，作為蘇州唯一的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一期入園企業就達85家。”謝罡介紹，蘇州市通過“走出去”與“請進來”相結合的方式，圍繞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印尼、老撾等重要節點國家，采取交流互訪、簽訂協議、搭建平臺等多種方式，努力探索為企業服務。

謝罡還認為，除去有關國家政治、外交因素外，在海外權益保護方面還存在著企業現實需求大、警務合作機制制約等問題，存在司法體制及法律程序等方面差別、雙邊或多邊司法協議缺位等因素，在外企業及公民合法權益遇到不法侵害時，法律救濟、執法合作等方面面臨困局。

駐外企業要擔負起安保主體責任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在公安部指導下，以“一帶一路”企業安保為主題的智庫、論壇日漸發揮重要作用，其中江蘇通過舉辦“連云港論壇”國際智庫座談會，珠海舉辦中國企業“走出去”風險發布會等智庫研究，召開海外安保對接洽談會、舉辦安防新技術新產品展覽等，以及通過編制海外安保推介名錄，為安保培訓、服務和技術等制定專門評價標準，海外安保發展進入快車道。

馬維亞認為，政府應該準確把握定位，多宣傳共建共享共贏意義，打消相關國家的疑慮和擔心，要為駐外企業制定安保規則，監督指導企業加大安保投入，幫助企業降低安保成本，督促企業練好“內功”，提高安保工作精細化，不斷提升自身安保能力，督促他們按照國際規則辦事。

馬維亞認為，駐外企業要擔負起安保主體責任，推動“內保”模式走出去，推動安保工作屬地化，與所在國利益相關方(軍隊、政府部門、社區等)建立良好的社會關系，減少對立面，保障項目安全，同時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依法合規經營。

“政府要設立一定準入門檻，防止安保企業‘走出去’后不但保護不了客戶，自己都處于危險境地，同時要在外匯監管、辦理護照簽證方面、稅收方面給予支持。”馬維亞建議。

國際執法安全合作大有作為

“要構建完善境外園區安全風險預警機制、境外園區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境外園區內部安全管理機制。”張蘭青在接受采訪時說，國家相關部門要動態搜集掌握境外投資安全風險信息，組織智庫等研究力量開展國別、區域、專題研究，定期向境外園區發布預警，提醒規避相關風險。境外園區投資企業應在境外投資合作前，聘請專業安全機構對園區駐在國進行安全風險評估，最大限度降低境外安全風險。

“深化國際執法安全合作，加強境外企業、人員警務保護，探索打造務實管用的境外安保模式，是新時代公安機關的重要職責。”張蘭青認為。

從警務保護角度看，公安機關在駐在國并無司法執法權，不能使用強制手段直接介入當地案事件。張蘭青建議，在探索打造境外園區警方安保模式、深化中外執法安全合作和搭建境外安全服務平臺時，公安機關要在國際、區域及國家間警務合作框架下，充分利用現有執法安全合作機制，在情報交流、打擊跨國犯罪、定期工作會晤、開展教育培訓、互派警務聯絡官、開展警務智庫交流等方面，與境外警方密切警務交流合作，建立友好協作關系。

據介紹，江蘇相關部門和企業“先行先試”，其中江蘇省公安廳、無錫市公安局與柬埔寨警方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建立中柬警務合作中心，并依托特區探索建立中柬、無錫—西港警務合作機制;徐州市公安局與徐工集團巴西工廠所在地米納斯州包索市警察局互派警務顧問，建立了雙邊執法合作機制;南通市公安局聯合市外僑辦、南通世界通商總會創新建立“警僑聯動服務中心”，在南通企業赴外投資的24個國家設立分中心。

“要按照國際慣例和國家有關政策，共同完成‘走出去’設想。”劉紹武認為，已經“走出去”和將要“走出去”的保安企業要大力加強高端人才培養，及時掌握國家政策，調研當地安全態勢，及時反饋信息，依法合規經營，加快自我發展壯大。

“要遵循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的發展方向，結合海外東道國實際，強化系統培訓，培養懂保安服務管理、了解所在國法律法規、語言和當地宗教習俗、生活習慣的專業人才。”秦軍建議，在國際化接軌上，既不能盲目采用“拿來主義”，照搬發達國家安保模式，也不能“照葫蘆畫瓢”，復制國內安保模式，要突破思維定式，打破傳統藩籬，著力提升開拓國際安保市場的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化經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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