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蔡輝

(資料圖)

自古生離足感傷，

爭教死別便相忘。

荒陂何處墳三尺，

老眼他鄉(xiāng)淚數(shù)行。

這是金朝詩人秦略的代表作《悼亡》的前四句，元好問在《中州集》中選入13首秦略的詩，稱贊說：“詩尚雕刻而不欲見斧鑿痕，故頗有自得之趣，《悼亡》一詩，高出時輩，殆荊公（王安石）所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難’者耶？”

《悼亡》看似信手拈來，卻沉痛蒼涼，表達出詩人的心境，且呈現(xiàn)了金代重喪葬的世風。

金朝以孝治國，主動接受中原王朝“厚葬以明孝”的習俗。

《點茶圖》，北京石景山區(qū)金趙勵墓壁畫，首都博物館藏

從考古看，金代墓葬大致分三種風格，即東北地區(qū)、燕云地區(qū)、中原地區(qū)，各有特色。有學者認為，金中都（今北京）與金上京屬同一類型，特點是石槨墓多、火葬多。

學者丁利娜在《北京地區(qū)金代石槨墓及火葬習俗再談》中鉤沉，北京共發(fā)現(xiàn)金代石槨墓40座（截至2020年），除帝陵區(qū)（今房山區(qū)周口店鎮(zhèn)龍門口村北的九龍山）19座，剩下21座中，僅3座是土葬，其余18座皆火葬。

此外，考古發(fā)現(xiàn)的金中都26座磚室墓中，24座是火葬；4座磚石混筑墓，均火葬；14座土坑墓，9座是火葬。比如1973年在先農(nóng)壇附近育才中學內(nèi)發(fā)現(xiàn)的土坑墓，葬具為石棺，棺內(nèi)裝骨灰。

在金代火葬墓中，墓主有平民，也有高官，可見不是土葬不起，才用火葬。古代中原對此頗反感，顧炎武便稱“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慘虐之極，無復(fù)人道”。

令人好奇：既然金代努力學習中原葬俗，為何卻以火葬為主？

早期祭祀名“燒飯”

金人早期以土葬為主，即“穿地埋之，以身襯土，無棺殮之具”。

據(jù)《三朝北盟會編》記：“其親友死，則以刀割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其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

宋代文惟簡在《虜庭事實》中亦載：“（女真人）以小刀輕剺（音如犁，意為割）額上，血淚淋漓不止，更相拜慰。須臾則男女雜坐，飲酒舞弄，極其歡笑。”“女真貴人初亡之時，其親戚、部曲、奴婢設(shè)牲牢、酒饌，以為祭奠，名為燒飯。”

文惟簡是北宋神宗、哲宗時人，雕刻匠師，他和兒子文居安、文居用、文居禮在昌州大足（今屬重慶）雕鑿摩崖造像，是石篆山摩崖像最早的雕刻者。寫《虜庭事實》的或是另一人，似被金人所虜，原書已佚，僅《說郛》中保留數(shù)則。

金人此葬俗可追溯到唐代，《舊唐書·靺鞨傳》記：“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襯土，無棺斂之具，殺所乘馬于尸前設(shè)祭。”靺鞨是女真的早期稱呼。

在這些記錄中，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人殉和剺面：匈奴、回紇、突厥、鮮卑、契丹等皆有類似風俗，剺面與割腕近似，象征用自殺來殉葬，表達哀痛之情。

二是燒飯：即焚燒食物供逝者享用，契丹、蒙古等亦有此俗，類似中原地區(qū)的燔祭。元末葉子奇在《草木子》中說：“元朝人死，致祭曰燒飯。其大祭則燒馬。”這可能是薩滿的習俗。薩滿崇拜火，或受此觀念影響，漸至“金俗火葬，不尚棺槨”。

金人信奉實用主義

金人用火葬，除薩滿的影響，可能也有佛教的影響。

遼代早期也信薩滿，據(jù)《北史·契丹傳》：“其（契丹人）俗與靺鞨同，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尸置于山樹之上，經(jīng)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應(yīng)是薩滿的葬俗。

遼蕭綽（即蕭太后）和她的兒子遼圣宗始崇佛，遼興宗時，“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遼道宗則“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發(fā)三千”，被譏為：“徒勤小惠，蔑計大本，尚足與論治哉？”忽必烈曾說：“遼以釋廢，金以儒亡。”

佛 教 盛 行 荼 毗（即 火葬），早期在僧人中流行，漸至民間。在北京，已發(fā)現(xiàn)40多座遼代火葬墓。

據(jù)《黑龍江遜克縣勝利村金代墓葬發(fā)掘簡報》，上京時期的金人多土葬，金海陵王遷都到北京后，火葬漸多，應(yīng)是受遼代影響。不過，金朝皇帝未接受火葬。

金世宗在母親貞懿皇后的影響下，少年時“頗信神仙浮圖之事”，可他上位后，立刻轉(zhuǎn)變態(tài)度，曾公開表示：“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fù)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

金人在處理喪葬問題上，一直比較理性。

金舊俗，人死后，應(yīng)殺乘馬以祭。據(jù)《金史》記，天輔三年（1119年），完顏阿里合懣上諫太祖完顏阿骨打：“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當禁止之。”此俗遂絕。阿里合懣意為“臂鷹人”，即馴鷹者，他是阿骨打的八叔。

為何特別重視喪葬？

一方面，金人本重骨肉情感。

完顏阿骨打時元旦宴會，阿骨打夫人便“以名馬、弓矢、劍槊為獻”，并說：“臣下有邪諂奸佞不忠不孝者，愿皇帝代上天以此劍此弓誅殺之。”已成標準儀式。金人將父子之情視為天地至理，應(yīng)用到具體管理中。

另一方面，金人將孝道當成治國的根本方略。

據(jù)《三朝北盟會編》記：“金虜本無宗廟，祭祀亦不修。自平遼之后，所用執(zhí)政大臣多漢族人，往往說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廟未修，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何可不念？虜方開悟，遂筑室于內(nèi)之東南隅，廟貌祀事雖具，制度極簡略。迨亮徙燕，遂建巨闕于內(nèi)，在之南千步廊之東，曰：太廟。”

為貫徹“以孝治國”的理念，金世宗模仿漢朝羽林軍“皆通《孝經(jīng)》”之例，也給護衛(wèi)親軍發(fā)放《孝經(jīng)》的女真語譯本，到金章宗時，則“親軍三十五以下令習《孝經(jīng)》《論語》”。

發(fā)放學習材料外，金世宗也樹典型。

一次，金世宗打獵經(jīng)過某地，聽說一契丹家正妻有6子，妾有4子，正妻死后，妾讓4子亦守墓三年，金世宗立刻獎了500貫，并讓縣官把錢堆在市集上，讓大家都看到，再正式發(fā)給那4個孝子。

大定十三年（1173年），鄧州民范三打死人，可處死了他，家中老人則無依靠。尚書省不知如何辦理，金世宗化用《孝經(jīng)》中句，表示“在丑不爭（在丑，指同類）謂之孝”。范三被處死，其家人交官府贍養(yǎng)。

把簡單的事搞復(fù)雜

為提倡孝道，金代加強法律建設(shè)。

比如至親之仇，不可私和或隱忍，“祖父母、父母及夫，為人所殺，私和者，徒四年。雖不私和，知殺期以上親，經(jīng)三十日不告者，減二等，徒二年”。再如子女不可詛咒祖父母和父母，“入七曰不孝之條”，可判死刑；如長輩恰好得病，“從四曰惡逆，謀殺科之”，按謀殺罪處理。

金朝皇家還建立了一套嚴格的葬儀，高官想死，要走程序。學者龍小松在《沖突與融合——金代文化的變遷》中鉤沉，基本流程如下：

問疾：重臣病倒后，朝廷遣使問疾，仆散忠義病重時，太監(jiān)“撫問，相繼于道”。

發(fā)喪：死后立刻上報朝廷。

奔喪：據(jù)《禮記》要求：“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

護喪：朝廷派大員主持喪事。

吊喪：親族前來祭拜，不來則送禮。

喪禮規(guī)格上，異常繁復(fù)。學者卜曉菲在《近代官員卒后待遇研究》中鉤沉：有“臨奠”，即皇帝或皇太子親到喪主家祭奠，金朝共29名官員獲此殊榮，僅海陵王時的張用直、蔡松年是漢人。有“輟朝”，金朝共31次，2次是渤海外戚，其余皆女真人。有“遣使致祭”，金朝共50次，漢人12次。有“給謚”，“職非三品不在議謚”，共105人，有破格得謚者；有“配享”，金朝共5位皇帝的臣子得配享，共39人；有“賻贈”，皇家給錢和禮物，三品以上官員才行，一品官占絕大多數(shù)。

名為重孝，實為親貴內(nèi)部分肥。

演出來的孝非真孝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金朝本想推進孝道，結(jié)果卻推廣了繁文縟節(jié)。僅舉三例，足可窺豹。

首先，盛行“歸葬”。金人不論死在哪里，都要葬回祖墳，“隨親而葬”，如不能及時歸葬，便先建“衣冠葬”“招魂葬”以待。學者陳和兵在《金朝歸葬現(xiàn)象研究》中鉤沉，陳規(guī)“卒于開封杞縣圉城鎮(zhèn)之寓舍……公卒之五年，河南平，有二十有二年，孤女志寧間關(guān)千里，躬負遺櫬，始歸葬稷山之陰宛康鄉(xiāng)小寧村先塋之次”，22年才入土，成本太高。

其次，不論貴賤，都用有蓋墓志。學者苗霖霖在《金代墓志撰寫考察》中鉤沉，長輩去世，長子有義務(wù)按請志、撰寫、書寫等程序，請他人撰寫墓志，以墓主友人撰寫最多。北朝時墓志等級化，三品以上才可用墓志，一品才能用有蓋墓志，金朝無嚴格區(qū)分，平民也可用有蓋墓志，多請當?shù)毓賳T寫或親自寫。

其三，買地券風行。據(jù)學者宋德金《近代買地券考述》，買地券始于東漢前期，是一種冥器，即人造的陰間“地契”，表明墓穴是自己花錢買的，“故氣邪精不得干擾，先有居者永避他處”，寫法公式化，結(jié)尾一般是“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如律令”是漢代詔書中常用語，意為按法律執(zhí)行，買地券加上“五帝使者女青”，且“急急”，半通不通，只能嚇唬鬼。古代買地券多用鉛、錫、玉等，金人為省錢，只用石、磚、陶等。

完整的金朝葬禮極盡復(fù)雜，完全折騰下來，就真能實現(xiàn)“孝”嗎？金朝皇族弒父殺兄、骨肉相殘不罕見，演出來的孝絕非真孝。

清初曾流行火葬

傳統(tǒng)士大夫反對火葬，金元之際，王惲便說：“今見中都風俗薄惡，于喪祭之禮有亟當糾正者，如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為當然。”

元代北京仍以火葬為主。元人熊夢祥在《析津志輯佚》中稱：“城市人家不祠祖禰，但有喪孝，請僧誦經(jīng)，喧鼓鈸徹霄。買到棺木，不令人喪家，止于門檐下。候一二日即舁尸出，就檐下人棺。抬上喪車，即孝子扶轅，親屬友人挽送而去，至門外某寺中。孝子家眷止就寺中少坐，一從喪夫燒毀。寺中親戚飲酒食肉，盡禮而去。燒畢，或收骨而葬于累累之側(cè)者不一。孝子歸家，一哭而止。”

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令：“近世狃（音如紐，意為沿襲）元俗，死者或以火焚而投其骨于水。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并制定法律：“其從尊長遺言，將尸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卑幼并減二等。”

朱元璋想移風易俗，卻回到“表演大于實際”的老路上，火葬、土葬是不同文化，無高低之分，把推廣孝道的希望寄托于此，毫無意義。朱元璋死后，他的兒子朱棣便造反了。

清初，火葬再度流行于北京。火葬本滿洲風俗，朝鮮使節(jié)李民在《建州聞見錄》中記，明朝時已“死則翌日舉之于野而焚之。其時，子孫族類咸聚會，宰牛馬，或哭或食，蒙白二三日除之”。努爾哈赤、皇太極和順治皇帝均是火葬。

不過，乾隆一上位，便令：“遠鄉(xiāng)貧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攜骨歸葬者，姑聽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許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火葬在北京再度陷入低谷。

責編：沈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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