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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Yingguo gudian zhengzhi jingjixue

[外文]：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 England

【資料圖】

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30年代初，反映英國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經濟思想。

K.馬克思首創古典政治經濟學概念，并對它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在《哲學的貧困》（1847）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古典派”一詞。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中，他明確地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頁）。在《資本論》第一卷（1867）和其第二版跋，及《反杜林論》（1877～1878）“批判史”章中，他又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產生過程，其存在的特殊時代條件，和其區別于繼起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本質作了重要論述。

19世紀后期起，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承襲了馬克思提出的這一名詞，沿用至今，然而他們卻變更了它的內容。一般地說，他們都認為A.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的出版標志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開始；斯密和D.李嘉圖的經濟學說構成了古典經濟學的典型體系。但他們否認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經歷了古典和庸俗兩個階段。他們把從18世紀末起即開始從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分離出來，并在19世紀后期前繼續發展的庸俗經濟學，作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因此，從斯密、李嘉圖以后，T.R.馬爾薩斯、J.密爾、J.R.麥克庫洛赫、N.W.西尼爾（1790～1864）、J.S.密爾、J.E.凱爾恩斯（1823～1875）都被稱為英國古典經濟學者了。不過，在19世紀后期一些自命為傳統經濟學反對者的筆下，“古典政治經濟學”不一定是一個贊詞。例如，德國新歷史學派的L.布倫塔諾（1844～1931）在他的《古典國民經濟學》（1888）中，就曾批評古典經濟學者們忽略了人的特殊性而只論述人的一般性，即抽象的人。

J.M.凱恩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他前輩的最廣泛含義的規定。凱恩斯在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第一章中說，馬克思發明了“古典經濟學家”一詞，用以包括李嘉圖和J.密爾，以及他們的前輩。而他自己卻習慣于把李嘉圖的追隨者，即接受和完善李嘉圖經濟學理論的人，例如J.S.密爾、A.馬歇爾、F.Y.埃奇沃思（1845～1926）和A.C.庇古，都包括在古典學派之內。雖然今天有些凱恩斯主義者遵循凱恩斯的這一規定，但大多數的西方經濟學家仍然采取凱恩斯以前的習慣含義。

無論是凱恩斯以前的習慣含義或者凱恩斯的新規定，它們的共同點是把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合二為一，否定古典經濟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會蛻變為庸俗經濟學。而這恰是馬克思在創立古典政治經濟學概念時，所要明確揭示的。

英國政治經濟學開始于17世紀中葉，W.配第為其創始人。配第的經濟著作包括《賦稅論》（1662）、《獻給英明人士》（1691）、《愛爾蘭政治剖視》（1691）、《政治算術》（1690）、《貨幣略論》（1695）。配第沒有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他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建立所作的主要貢獻，在于他最先提出了粗糙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正是在這兩個問題上，他把經濟的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

從配第到18世紀中葉，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過程中，出現了若干占有一定地位的經濟學家。雖然他們都只是次要的作家，但在某些經濟問題上，他們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見解。

配第的直接后繼者。他的主要經濟著作有《政府論》上下篇（1680～1690）和《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后果》（1691）。洛克的享樂主義哲學為斯密的人性論提供了心理基礎。洛克認為，勞動幾乎提供一切東西的全部價值。他又以“自然法”來論證所有權的界限，認為由于土地和貨幣的分配不均所產生的地租和利息都導致了對“自然法”的破壞。這實際上就是把二者都歸結為對勞動的剝削。

另一個配第的直接后繼者。他的主要經濟著作為《貿易論：主要是關于利息、硬幣的鑄造和損壞、貨幣量的擴大問題》（1691）。諾思第一次提出關于資本的明確概念，而且把對利息的肯定，作為資本起來反抗土地所有權的最初形式。諾思關于自由貿易的學說也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在這方面的先驅者。

在他的匿名著作《對貨幣利息，特別是公債利息的一些看法》（大約出版于1739或1740）中指出：“當它們（生活必需品）互相交換的時候，它們的價值取決于生產它們所必須的和通常所用掉的勞動量”。顯然，這位作者已經有了社會必要勞動的原始思想。

雖然保留著若干重商主義的思想，而仍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利息論的進步性。在他的《論決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對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關于這個問題的見解的考察》（1750年匿名發表）中，他堅決反對配第和洛克所認為利息率高低取決于貨幣量的觀點，而宣稱利息只不過是利潤的一部分，利息的高低總是由一般利潤率來決定，利潤本身成為利息的最高界限。這就矯正了配第和洛克認為被貸放的實際是貨幣而不是資本的錯誤，提高了對資本的認識。馬西這一理論對于他同時代的D.休謨（1711～1776）和后來的斯密都有深刻的影響。但馬西和休謨兩人都沒有涉及利潤本身的源泉問題。

對斯密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他的主要經濟論著《論商業》、《論貨幣》、《論利息》、《論貿易平衡》、《論賦稅》，收集在《政治論叢》（1752）論文集中。他提出了貿易差額平衡的學說，認為這種平衡是按著各國不同的經濟情況而自然決定的，從而貿易不能始終有損或有利于某一國，為自由貿易論反駁重商主義的貿易控制論提供了理論依據。休謨是貨幣數量論者，他認為商品價格的騰貴是金銀增加的必然結果，但價格變動并不緊隨著金銀的增加而是需要一些時間，這是所謂價格滯后現象，而這種貨幣貶值只在最后才提高勞動價格即提高工資，這是所謂工資滯后。正是在這滯后時期，貨幣貶值對于工商業起了鼓舞作用。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派最杰出的代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者。他第一次把以前的經濟知識歸結為一個統一和完整的體系并加以豐富和發展。斯密最主要的經濟學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劃時代巨著。他強調勞動是國民財富的源泉，并認為增加國民財富靠兩種方法：第一是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力，第二是增加生產工人的人數。前者靠加強勞動分工；后者靠增加資本。斯密全部的經濟理論幾乎都是在探討這兩個命題的過程中提出來的。斯密是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公認的宗師。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在后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既是古典派的又是庸俗派的各學說的啟發點。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另一個最杰出的代表，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在此書中，他建立了以價值論為基礎、分配論為中心的經濟理論體系。和斯密一樣，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相應的交換形式的規律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企圖論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有利于生產，最有利于財富的創造。他考察了當時英國社會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三個主要階級的關系和與之相應的社會三種收入相互消長的關系，不隱諱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作為他的研究的出發點。李嘉圖站在資本家方面的立場是鮮明的。所以，有人認為李嘉圖是黨派經濟學家，而其學說則成為黨派斗爭的旗幟。也因為這樣，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就達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在李嘉圖同時代或稍晚一點的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還有幾個值得提出的對于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作了補充的人物。

李嘉圖的同代人。他在《論資本用于土地，對谷物進口嚴加限制的失策》（1815年匿名出版）中，闡述了土地的收益不會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勞動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例增加的地租論。

在《論影響社會上勞動階級狀況的環境》（1817）中，考察了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勞動需求相對減少的問題。他第一次指出，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轉化為工資的那部分資本（他稱之為流動資本）同轉化為機器的那一部分資本（他稱之為固定資本）相比會相對減少。由于勞動的需求的增加取決于流動資本的增加，而不取決于固定資本的增加，就業工人的人數不同國家資本的增長成比例，工業不發達國家的就業人數會比工業發達國家的就業人數相對地要多。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三版中，加上了“論機器”的第31章，接受了巴頓對機器的看法，承認他自己原來看法的錯誤。

其時代稍晚于李嘉圖。在《論財富的分配》（1836）中，把流通過程得出的、作為唯一區別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在名稱上保留下來，但對于二者的構成卻從生產過程作了說明。從而，事實上把固定資本歸結為不變資本，把流動資本歸結為可變資本。在這個基礎上分析分配，他得出了工資等于流動資本（實為可變資本），“總利潤”等于商品總價值減去工資和固定資本（實為不變資本）的補償后的全部剩余的結論。拉姆賽接近于正確地理解剩余價值的來源。

和拉姆賽同時代。他的經濟著作有《論財富的分配和稅收的源泉》（1831）、《政治經濟學緒論》（1833）和《國民政治經濟學教程》（1852）。在地租起源的見解上，瓊斯勝于李嘉圖。他反駁了后者的土地收益遞減的論斷。他認為地租的產生與土地肥沃程度無關，而起源于土地的占有。瓊斯已經意識到，在資本主義社會，地租由超額利潤構成。在歷史地解釋經濟方面，瓊斯也比李嘉圖多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看作社會生產發展中的一個過渡階段；隨著物質生產力的變化，經濟關系以及與此相連的國民的社會狀況、道德狀況和政治狀況，也都在發生變化。馬克思指出，在瓊斯這里，“我們看到，政治經濟學這門實際科學是怎樣結束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72頁）。

自然規律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英國古典經濟學杰出的代表斯密和李嘉圖，都認為新的科學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關系和需要的表現，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現，新的科學所發現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不是歷史地規定的經濟活動的形式的規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規律，而這些自然規律是從人的本性中引伸出來的。斯密和李嘉圖都把自然規律歸結為作為人類社會基礎的個人人性的表達。他們所謂的個人是當時正在向資產者轉變的一般市民，而他們的人性就是利己主義。

利己主義的人性觀，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思想提供了基礎。諾思也許是最早的個人主義倫理的公開發言人。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對這個問題作了詳盡闡述，而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又把這一思想和J.邊沁的功利主義結合起來。從此，作為個人主義象征的所謂“經濟人”就成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無所不在的幽靈。

個人主義又為經濟自由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既然個人是他本人利益最好的判斷者，那么最明智的做法當然就是讓每一個人在經濟活動上抉擇自己的道路。斯密所宣揚的“一只看不見的手”是一切都聽其自由的社會的指導力量。而這一指導力量所借以發揮作用的機制就是完全競爭。恩格斯說過“競爭的對面就是壟斷。壟斷是重商主義者戰斗時的吶喊，競爭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廝殺時的吼叫”（同前，第1卷，第612頁）。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主義主張在開始時就是以反重商主義者經濟干預主義的姿態出現的。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另一特征是，透過表面聯系，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利用這一分析方法，它創立了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若干重要的理論。

它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貢獻（見勞動價值論）。商品價值決定于勞動的思想不始自英國古典學派。在商品發展的初期，對于早期共同體間和嗣后發展的共同體內部的交換，勞動成為交換價值的標準是最初的常識。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功績在于，在這種認識經層層掩蔽因素湮沒之后，重新予以發現和發展，從而奠定了近代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在斯密以前，早期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是粗糙的。配第不但不能從交換價值中抽象出價值來，還不能從價格中抽象出交換價值來。到了英國古典經濟學臻于成熟的時期，斯密系統地論述了勞動價值論，而李嘉圖更堅決和一致地貫徹商品價值決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思想。但就是斯密和李嘉圖也未能從交換價值中抽象出價值來。而更大的問題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價值的轉變形態的解釋上的無能為力。斯密對歷史比較敏感，他覺察到了從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價值發生了變化，但他沒認識到，生產價格只是價值的新的表現形式。斯密誤認為這時的價值不再由勞動決定而由三種收入（工資、利潤、地租）決定。李嘉圖也看到了價值和生產價格的差別，但為了堅持他的勞動價值論，他卻抹煞生產價格這一價值新形式，而把這種轉形現象說成為價值規律的例外。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理論貢獻是對剩余價值的各種具體形式作了研究。古典經濟學者們把整個生產過程說成為物化勞動和勞動之間的交換過程，從而把和活勞動相對立的資本說成為借助于活勞動來進行自我增殖的價值。配第從他的勞動價值論和維持工人必要生活資料的工資論出發，把地租作為全部剩余價值的一般形式，再把利息作為剩余價值的派生形式，從地租引伸出來。洛克和配第一樣把利息和地租并列。諾思更進一步認為利息為一種資本的租金，不但用它和地租一起表現為剩余價值的原始形式，并且使它和地租相對立。馬西宣稱利息只不過是利潤的一部分，為確定利潤是占有剩余勞動形式提供了前提。斯密的功績在于他第一次肯定資本家為社會的一個基本階級，利潤為社會的一個基本收入，從而能夠開始把產業利潤看作為資本占有的剩余價值的最初形式，并為剩余價值的一般形式，而把利息和地租解釋為由產業資本家分配給剩余價值共同占有者各階級的產業利潤的分枝。和斯密一樣，李嘉圖也沒有離開剩余價值的特殊形式──利潤（利息）和地租──來單獨考察剩余價值，但比斯密更明確地把產業利潤看為剩余價值的最初的一般形式。在利息問題上，他接受馬西和斯密等人的意見，認為利息應歸結為利潤的一部分。他明晰地指出地租是地主從剩余價值中分得的份額，但不是利潤的一部分，而是超額利潤。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學說含有不少科學成分，成為馬克思主義來源之一。但庸俗的因素卻從一開始就孕育在它的體系里邊，在斯密之后，那些庸俗因素就開始分離出來，成為庸俗經濟學。而到了英國資產階級完全奪得了政權之后，庸俗經濟學就完全代替了古典經濟學成為英國經濟學的統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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